【校訊記者陳孟樺報導】

「問我為什麼討論新聞自由，就像問我為什麼要吃麵包。」李金銓以《新聞自由的幽靈》再度拿下曾虛白新聞學術著作獎，他笑著說自己花了一輩子關心新聞自由。說是再度，其實與多年前出版的《大眾傳播理論》獲獎情況相同，他都不是自己報名的，而是出版社主動向他發出報名詢問。          

李金銓畢業於政大新聞系，求學時光都在戒嚴環境裡度過，他反覆說著：「唸新聞的人都有一種理想主義。」他後來負笈美國，接著在美國和香港的三家大學執教，最後再回到政大擔任「玉山學者」。四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，他一直關注新聞自由的問題，認為戒嚴時被剝奪的所有讓他決意一生投入辯證新聞自由「新聞自由不是成品，而是一個爭取的過程。」他走過失而復得的路，更有感當今看似自由的新聞業，應回顧歷史、探討新聞自由與政治經濟生態的互動。          

如果說今天的新聞是歷史的初稿，將時間軸不斷拉小、拉小，一天中的幾十則新聞只不過是軌道上的小點，「做學術研究主要是探討意義的問題，新聞發生的意義必須放入歷史長河裡才可以看清。」李金銓希望這本書能和社會開啟對話，「因為現在的學術界愈來愈兀自關在學府裡，它失掉了公共性。」他認為學術本身應該在公共領域起到某種程度的澄清和引導作用，帶頭創造社會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，而今大學卻關起門來，鮮少見到這類公民溝通。 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

再談到台灣媒體，李金銓再版這本得獎作品時，前前後後花了兩年重整台灣問題，「我必須從架構裡賦予蒐集來的材料意義。」由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故事，再到夾處於中國政治的台灣電視文化出路，針對特地拉出歷史再論當前局勢，他舉例，「不是所有的問題都牽涉到國家認同，可是現在所有的媒介都是藍綠對立，這要從歷史理解。」他認為，台灣媒體常深陷藍綠爭鬥的泥淖，隨著政客的指揮棒起舞，無法心平氣和討論重要的問題。媒體應是公民交流意見的平台，也須在局勢混沌時為大眾指出方向，「現在台灣的媒介太缺乏公信力了。」          

幾十年來，不管在美國、香港或台灣，李金銓每天都看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爾街日報》與《經濟學人》。他常說美國若失去《紐約時報》整個社會將會有多大損失？可是台灣卻沒有類似的媒介，他期待辦報者應建立專業權威，「讓讀者即使不同意你，也尊敬你。」

論及學術與媒體都錯失為社會創造對話空間的機會，李金銓藉著自己在美國與香港的經驗，期望台灣也能開始有類似場域。「記者不太讀學術書，學者不太了解記者，這需要很多、很多次嘗試溝通。」他曾在美國的大學主持會議，找來著名學者和記者共濟一堂發表論文，也曾在香港找學者分析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萌芽與挫敗，而請專業記者評論學者對他們工作的分析，「有時候這種討論可能沒有結論，但可以促進互相了解和對話的素質。」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

李金銓期待台灣社會來一場「第二次公民解放運動」，他補充，「由於商業媒體掛帥，難期待它們自身反省或糾錯」。面對假消息滿天飛，社會團體和大學尤其需要有一種長期積累的公民動能，提倡媒體素養，培養大眾對目前媒體掌握話語權的免疫力，讓公民素質能建立在啟發性而開明的討論之上。他說，媒體從戒嚴時代一黨專政箝制新聞自由的「一言堂」，到現在毫不負責任的的黨同伐異，社會付出的代價太大了，大家必須拒絕接受這個「宿命」，共同營造一個促進自由民主的優良媒介環境和秩序。            

在願望實現之前，李金銓用「鼴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」形容自己。第二次獲獎，他早已多年前獲獎的興奮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重。他仍淺淺地笑說：「以前不知天高地厚，現在知道我一輩子很努力，可是所懂的東西很少。」如同書籍能為台灣社會濺起多大水花，其實是讀者才擁有的重大決定。